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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一个冬夜，上海的国际饭店，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时装扮演。

舞台上，一共两位模特，一位中国人，一位外国人。随同着阵阵掌声和音乐，模特在来宾中间来回走动，以窈窕的身姿展现一件件华贵的衣服。观众席上，被邀请而来的媒体记者和身着名牌的达官贵人。其中两位不到30岁的女性观众，这场时装秀的组织者，也是全场的真正焦点：张菁英和黛西。两人慵懒地躺在旁边的沙发上，用流利纯正的英文交流，指尖掐着烟，不时呷一口咖啡。

这场时装秀大概是当时最前卫的时尚活动，其中的服装，由两位组织者亲自选料设计进去，价格也相当昂贵，一件大概在50元-80元之间，如果采用的外国料子，甚至会达百元左右。当时，属于中产阶层的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才100元左右。

之所以会设计如此高贵的衣服，盖因两位时装秀的组织者，都来自当时上海的上层贵族家庭。张菁英，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闹革命的钱袋子张静江最小的儿女。黛西，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永安百货公司家族的四小姐”

黛西的父亲郭标，永安百货开创人之一，早年间在澳大利亚开水果行赚了大钱，但因为当时澳大利亚越来越严重的排华情绪，又加上孙中山先生邀请他回国主持造币厂，所以决定回到国内发展，当然更重要的当时的上海确实蕴含着极大的市场潜力，尤其是中高端消费市场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挖掘进去。而开办百货公司，最好的满足中产消费的模式。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激进专卖店的大型零售店，以固定的价格出卖、不还价，现金买卖、厦门ykk拉链利用广告和橱窗吸引顾客、允许顾客自由出入、满意意可退货为特点。

当年在澳大利亚闯荡并发了财的郭氏兄弟，还有他合伙人马应彪，亲眼见证了这种崭新的消费模式在澳洲的崛起，特意前往观摩学习，并决定引入中国。先把这种零售模式引入香港，分别开办了香港永安百货和先施百货，后来又都在广州开了分公司，上海的中产阶层消费市场崛起之后，又来到上海发展。

1917年，马应彪最先在上海开办先施百货，郭氏兄弟紧随其后1918年开办永安百货分公司，后来先施的高级职员黄焕南、刘锡基离职，于1926年在上海开办新新百货，1936年上海滩又出现了大新百货，兴办人蔡兴、蔡昌兄弟，早年间也在先施香港分公司学习百货公司经营秘诀。

从此，上海滩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公司”相互之间，从百货大楼的设计和建设，销售的货品，再到推陈出新的营销手段，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消费风潮。

黛西和她家人，正是当时上海新潮消费方式的缔造者之一。

二

民国大上海，今天许多著作中，一直有两张面孔，一张是李欧凡笔下的摩登上海”光热电、霓虹灯、轻歌曼舞，一张是卢汉超笔下的霓虹灯外的上海”由黄包车夫、粪工、缝穷婆、低矮棚户区、拥挤的里弄组成。

两张面孔，都是真实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旧上海。

由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店、旅馆和游乐场构成的上海“四大百货”以及由黛西、张菁英等上海大小姐和他朋友构成的上流社会，无疑是属于“摩登上海”一部分，当然也是上海消费风尚的引领者。学者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进度上海乡村文化》一书里，四大百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的最佳写照”以消费的方式展现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最高成绩。

以货物的展示为例，和激进商店不同，新式的百货公司一反过去“良贾深藏若虚”理念，热衷于在街边设置透明玻璃橱窗，以展示新商品，尽量让商店的影响力扩展到商店以外。比如黛西家的永安百货大楼，四周和走廊两旁一共设置了40个橱窗，根据不同的主题和时令，每个月都会重新布置一次。

这种超前的都市消费风潮，对于许多还处在半饥饿状态的中国人而言，简直像是童话里的天堂，充溢了巨大的诱惑。1930年的申报》曾刊登过一个颇有时代韵味的段子：一位丈夫走进服装店，请求伙计帮个忙，把沿街橱窗内的时髦衣服暂时取下来，因为等一会他和太太会经过那家商店。

买买买”消费习惯，以及公众以风趣的自我嘲解祛除消费焦虑，将其作为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方式，正是始于此时的摩登上海。

这些橱窗也让整个城市的街景增色不少，以至于都市的街道成了一道风景，成为许多学校毕业旅行的观赏景点，以及《上海游览指南》推荐的游览景点。

除了外表，走进这些漂亮时髦的百货商店，商店里面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各类名贵衣服、电器、家具、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声光电世界。

大新百货大楼，最早安装冷暖气管的大楼，后来新新百货则斥资20万美元，装上了美国进口的冷气机，让顾客获得“冬暖夏凉”购物体验。各大百货公司也是最早使用电梯的地方，先施和永安开幕之初，就安装了升降机，载客至屋顶游乐场，顾客乘坐一次，需要花费两角钱，就像买票乘地铁。

1936年，大新公司安装了最早的一部电扶梯，不只在中国领先，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这部电扶梯，吸引了大量好奇的顾客，许多人带着家眷来百货大楼，不为买东西，就为观赏和体验这新鲜玩意，以至电扶梯成为店内一道景点，为了控制人流，百货公司发售4角钱的门票，比上海大世界的入场券还贵一倍。

当然，四大百货”作为“现代性的最佳写照”远不不止于靓丽的外观和声光电设备，更重要的体现，引领现代消费理念，从而培育起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当时永安公司大楼外墙，一直挂着一块由霓虹灯组成的英文标语牌：Customaralwairight翻译成中文就是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是永安公司第一代开创人定下的公司价值观。这种理念对于今天习惯了顾客是上帝”经营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于当时许多柜台依然高过人头的激进商店、社会整体上还处于物质紧缩的中国人而言，相当超前的

顾客购物体验，这种理念下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人们不只可以在透明的柜台前随意挑选商品，还可以试用、试听、试看，服务员以充分的耐心陪伴客户，诲人不倦为顾客挑选商品，并解答各种询问。当然，顾客也可以随意自由观赏，无需任何非买不可的压力。当时的永安公司的开创人相信：得罪一个客户，等于赶走十个客户，接待好一个客户，等于吸引十个、一百个客户。

黛西的堂哥郭琳爽，永安公司的第二代掌门人，个经营天才，为了提升顾客客户体验，开创性地雇佣了许多年龄在18-20岁之间的女性店员。百货公司纷纷雇佣女性店员，并打造属于自己公司的明星店员，于是许多优秀的女性店员有了袜子皇后”奶包西施”等名号，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永安公司在推出康克令钢笔时，打造的康克令女郎”

这些明星店员，电影明星崛起之前真正的大众明星，频频造访各大时尚杂志封面，接受记者的追访，连她私事也被公众津津乐道，形成最早的明星八卦，也因此被富家公子哥们盯上，其中最著名的康克令女郎”要数被称为上海“最后一位名媛”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

雇佣女性店员，今天看来，对女性的无情消费，不过以历史的眼光看，无意中也促进了女性的独立，增加了自我谋生的出路。

除此外，最让人惊奇的永安百货还曾经推出过一种信用卡性质的购物折子，主要是给外国侨民发放，功用是平时购物可暂缓付款，累积到某个时节再一起结算。

郭琳爽上台之后，更是将这个折子的战略扩大到普通客户身上，以固定更多客源。许多人以成为永安百货折子用户为荣，因为这象征着较强的消费能力。

凡此种种，难以尽述，上海百货公司的这些特征，正如学者连玲玲所言，确堪称“现代性的最佳写照”

永安百货自1918年对外营业以来，销货收入年年攀升，截止1931年，永安百货商场销货收入增长了14倍之多。这一方面证明百货公司推出的一系列现代化的消费措施和理念，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另外一方面也证明当时的上海确实拥有庞大的中产消费群体。

黛西一家，当然属于最富裕的那一类，也是当时典型的上海中产家庭。

沉溺在蜜罐里的黛西，衣食无忧，父亲将她送入上海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那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母校。学校是全英文教学，藏书室里不仅有像《波丽安娜》这样当时最流行的美国小说，还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同学的建议下，仿照作家谢婉莹（冰心）名字，黛西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郭婉莹。

三

1949年5月26日，郭琳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永安新厦15楼的办公室里。清晨，听到窗外有些声响，于是穿好衣服朝窗外张望，发现街道上一排排席地而坐的战士，怀里抱着枪，身着灰布军装。

这些战士是第一批攻入上海的解放军部队。为了不惊扰市民，部队严格依照规定，悄悄露宿于南京东路。这天下着淅沥的小雨，5月的上海夜晚还有点微凉，从浙江路路口一直到西藏路路口，500多米的冰冷的水泥路上，睡满了衣衫单薄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许多是上海外地的子弟兵。

与此同时，几名一直在永安公司准备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地下党员，从大楼里的棉布柜台抽出了一匹红布，让缝纫间的裁缝金永铭师傅赶制了一面新鲜的红旗，并由四名青年战士将红旗插到大楼“绮云阁”顶端。

永安百货大楼，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载入史册。这也标志着，代表老上海时髦消费的百货业，和它面前的消费文化，进入崭新的时代。

解放前夕，因为国民党治理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中产阶级都选择逃离了上海。郭家大部分人也都去了香港。负责永安百货经营的郭琳爽，不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业，拒绝了家人的建议，选择留在上海。黛西和丈夫在内地拥有了稳定的事业，和她堂哥一样，也选择留了下来。

刚刚入城的解放军的优良作风，让郭琳爽感觉到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但是此时包括永安在内的四大百货”动荡的市场环境中损失惨重，被人称为“四大皆空”由这些百货公司代表的消费文化，也面临被人们唾弃的命运。这些百货公司原本的市场定位就是中高端市场，但此时上海的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基本已经逃离殆尽，奢侈品和高端的日用品销量惨淡。

新政权建立以后，一些消费者更是只认国营货，而不认私营货。百货公司经营陷入日益严重的困境。

1955年，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这一年的秋天，郭琳爽终于下定决心向公私工会主席表示：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

民族商业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曾经由百货公司培育起来的各类新潮的消费理念，也像送入了冰柜，再次冰冻起来，人们再次崇尚消费社会之前的节俭、朴素和统一，满大街的单色调人民装，让穿着华丽的服饰变成了一种罪过。

1955年，黛西和丈夫吴毓骧所创的公司也实行了公私合营，和丈夫都主动降了薪水，并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黛西在家里过圣诞时，会偷偷穿上美国的玻璃丝袜，但在外面，过去所有的洋装和漂亮华贵的旗袍，都已经不合时宜，只能改穿朴素的人民装。

1966年9月，定息期满后，永安公司已与郭家无关，变成了完全的国营商店，1969年，这家百货公司，被更名为一个单调的数字：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再次更名为上海华联商厦。其他百货公司，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

1958年，黛西的丈夫死在监狱，黛西一家人从此过上了炼狱般的生活。这位曾经的上海大小姐，负担着丈夫欠下的14万欠款，被下放到农场，挖塘泥、养鸭子、扫厕所。一家三口，自愿挤在晚上能看见星星的亭子间，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保证。

这种艰苦的生活一直继续到1980年代。曾经和这位大小姐有关的一切，汽车、洋房、咖啡、旗袍、香烟，像是做了一场梦，都在梦醒时分消失不见了

四

1990年，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已经80高龄的黛西，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同学张菁英。两位老人喝着熟悉的咖啡，聊起当年的往事，全是怀念。上海解放前夕，张小姐跟随家人离开了大陆，来到美国定居，而黛西却执意留了下来，从此两人各自天涯，命运殊途。

聊天间隙，张小姐把她两人当年办“锦霓”时装沙龙的简报送给了黛西，其中还包括一张男性顾客写的感谢便条，感谢她让自己的太太变得漂亮。

此时的黛西，满脸皱褶，头发花白，因为终年的重体力劳动，手已经变形。改革开放之后，被调入一家职工业余大学教英文，住在上海一间普通的民用套房里，一直到1998年去世。

1990年代后期，有许多人出于好奇，来探访这位“上海名媛”其中包括美国的著名记者华莱士，基本上都被她谢绝了不愿意再去回忆过去的痛苦，更不愿意以自己的选择映衬他人的幸福，反而宣称并不后悔留在大陆。

来拜访她人，给她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堆满了门厅，历来也没心思去拆开。还有人可能是出于同情，给她送来了钱财，但这位曾经拥有荣华富贵的郭家四小姐，皱起眉头惊奇地询问访客：现在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钞票？处都在说钞票。

其实此时中国的消费文化，已经再次兴盛，人们对金钱的渴望也再次复活。

上海的南京路，黛西去世这一年，被上海市政府决定建设成步行街。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商店，也早就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充溢消费主义现代欲望的人群像日夜不息的河流。

2005年4月，永安百货”这个旧名称也被重新启用。这标志着，一个由它代表的消费主义时代，似乎也从冰柜里被重新端了进去，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些它曾经倡议的透支消费、休闲消费、奢侈消费，又在今日市场大潮中变成人们寻常的消费习惯。

相对不时后起的高楼大厦，一度走在消费尖端的永安百货大楼，早已不复当日风采，网络电商、廉价的超市兴起之后，这些旧时的百货公司更是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如今人们提起它也多是以怀念的形式，像是把它当成一座消费文化的博物馆。

永安百货大楼里的绮云阁”因为升起了上海第一面红旗，变成了维护国家利益主义教育基地。2018年11月24日，这座大楼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得到更为完善的维护，这一年，也刚好是落成100周年。

100年，消费文化潮起潮落，时而像洪水猛兽，被人们弃若敝履，时而又像是诱人的糖果，让人欲罢不能。这爱恨交织、屡弃屡拾的面前，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复碾压，却永不消失。